民国时期，相术文化盛行，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相师，袁树珊、韦千里、徐子归、高静波、金章等五位相师被誉为“民国五大相师”，袁树珊精通易理，擅长面相、手相，曾为多位名流算命预测；韦千里则以“千里眼”著称，擅长通过观察人的气色、神态来预测吉凶；徐子归则以“铁口直断”闻名，预测准确率极高；高静波则擅长风水和命理，曾为多处重要建筑进行风水布局；金章则以“金口直断”著称，其预测准确率也颇高，这五位相师在民国时期享有极高的声誉，他们的相术技艺和预测能力被广泛认可和赞誉。
在民国时期，算卦相面作为一门学问，曾被视为读书人的一条“后路”，特别是在清末民初，许多家道中落的文人墨客，凭借着对《易经》的研读或是医卜星相的涉猎,纷纷投身此行。
赵占礼先生以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佼佼者，他是一位盲人，而盲人在那个时代往往只能选择三种生活方式：乞讨、卖唱或算卦，赵先生选择了最后一条路，凭借师傅传授的技艺，他走上了算命相面的道路，起初，他只能走街串巷，每天赚取微薄的收入，有时甚至几天都开不了张，生活艰辛且常受欺凌，正是这份坚持与不易,让他在行业中逐渐崭露头角。
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相士是来自汉口的黄鹄山先生，他以“飞栽斗邪”的技艺闻名，这一技艺并非简单的骗术，而是融合了高超的心理学技巧和丰富的算命相面知识，黄先生擅长先用“飞惶”之术，即先对顾客说出各种不吉之言，如招惹是非、破财、人口丧亡等，以此制造顾客的恐慌心理，从而为后续的“顺利要钱”打下基础，这种技艺不仅考验着相士的口才与智慧,更体现了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
这些相士们的故事，不仅仅是关于算卦相面的技巧与智慧，更是关于那个时代背景下，人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选择与坚持，他们的故事，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们的心理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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